一些悲觀之人曾預言，香港1997年回歸後，將會成為中國一個城市，商業結構將受到大陸的低效率和公司問題拖累。但這種情況顯然沒有發生，事實上，正如羅琪指出，自回歸以來，中國公司的盈利一直在穩定增長。

十年前，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公司會不顧盈利和股東長期利益而盡量擴張。因此，那些悲觀主義者認為，這些中國公司很難與有良好管理而又以商業為導向的、有效率的香港公司合作。但在香港回歸後的十年，中國的發展令那些預言家的預言落空，突顯那些傳統的看法是目光短淺、缺乏智慧的。近年中國公司的營利持續上升，反映出這些中國公司的結構已改善，雖然在短期內正面的周期性因素仍會受到壓抑。

沒有定價能力的利潤
當公司利潤在缺乏定價能力的背景下增加，正如中國目前的情況一樣，那麼邊際利潤的改善就要靠降低成本。事實上，中國很多大公司（圖一），當中不少是前國有企業的成本利潤率已在穩定上升（圖二）。這些數字證明中國公司的利潤背景有了結構性改善。

抗跌利潤
中國公司的利潤增長也變得具有抗跌能力。儘管近年全球市場受到各種全球性突發事件影響-----包括恐怖襲擊、2000年科技股泡沫爆破後全球經濟下滑、2003年的沙士等，但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盈利一直保持穩定（圖三）。如果定價能力較弱，如果利潤在外來震動下仍保持上升，中國的公司行為就一定有了重大的結構性改善。

不僅是周期性現象
這種盈利改善並不僅僅是周期性現象。其中一個具有廣泛基礎的指標是，中國的虧損公司數目穩定下降（圖四），這是因為一個創造性的破壞過程，令舊的、低效率的國有企業，被市場導向的私有或外資企業所代替(圖五）。
當然，能源、礦山和金屬等與商品有關的公司，已在近年的全球商品景氣中受惠。出口行業（包括製造、紡織、服裝和電子等行業）儘管受到激烈競爭、保護主義及定價能力下降等因素影響，盈利仍在上升（圖六）。
除了定價能力下降外，成本也急劇上升，主要原因是商品價格和勞動成本上升。中國公司在成本上升和定價能力下降的情況下，能夠提升盈利，主要歸功於生產力的強勁增長（圖七），這反映了公司基本結構的改善。

公司財政狀況的結構改革
中國公司的現金流急速增加，原因是成功清理了「三角債」（這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國有企業互相借債，以此作為一種收入來源）。這意味著中國公司正在進行真實的銷售和賺取盈利。
事實上，近年有更多公司錄得更大的現金流和更高的資金周轉率（圖八）。這說明公司比以前更有效地利用財政資源。最重要的是，中國公司的生產行為正在改善，越來越多公司正在利用現有的生產能力，而不是瘋狂地進行產能擴張。其中一個證據是，在固定資產投資下調及減少購買設備的情況下出現剩餘生產力的情形下降。

底線
中國公司的行為變得更合理，儘管繼續有腐敗現象。中國公司近年盈利上升，主要歸功於結構性及周期性因素。因此，即使公司估值過高，如短期內有利的週期性因素減退，或會令股價調整。但中國股的基礎是穩固的。
生產效率的改善和盈利上升，亦令中國公司在人民幣比預期強勁的情況下得以生存。中國股的結構性牛市仍然完好無缺。不過，股值顯示，在香港上市的H股的平均市盈率為15.4倍，比起平均市盈率43.7倍的A股，吸引力大得多。
充裕的流動資金（產生過度的需求）和供應短缺，仍會令A股市場在短期內上升，但政策性的危機也在急劇上升。A股市場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宏觀政策問題，這並非由於它對消費或公司收支平衡影響（目前股東的基礎較窄，這影響仍微不足道），而是由於它會促使一些投機性資本流入，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如果經濟和資產市場的發展不放慢腳步，就會有出現殺傷力過大的政策而令市場被迫調整的危機。
那麼，中國有沒有受惠於香港的回歸而影響到他們的公司運作得以改善﹖有人會認為，因為中國擁有像香港這樣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所以中國公司才變得更有份量，但沒有任何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香港對中國盈利環境改善的影響很可能還小，因為香港的製造業只在20年前轉移到大陸。此外，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只佔中國公司總數的很小一部分。
但不管怎樣，香港成功回歸，改善了國際對中國經濟的信心，這將會推動外資持續流入中國。

羅琪是經濟策略師以及《理解中國的發展─推動中國未來經濟的動力》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2007年將出版）一書的作者